地名中的“諧音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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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古至今，一些地名在口耳相傳過程中會產(chǎn)生變形。有的屬于地名的因聲起意；有的屬于諧音變形；有些地名發(fā)生音變，并形成趣味盎然的民間故事；有些地名經(jīng)過“諧音雅化”被改造。五代十國時，吳越王錢镠（liú）把都城臨安（今浙江杭州）的一座宮殿命名為握發(fā)殿。這是以周公“一沐三握發(fā)”的典故命名，含蓄地昭示出這位帝王踵武前賢、為政勤勉的抱負(fù)。但當(dāng)時京城百姓不懂其中蘊含的深意，于是因聲起意，把這座宮殿稱為“惡發(fā)殿”。“惡發(fā)”是當(dāng)時的口語詞，意為生氣、發(fā)怒。當(dāng)?shù)匕傩諏⑵淅斫鉃椋骸板X王怒即升此殿也。”于是，“握發(fā)殿”就變成了“惡發(fā)殿”。漢代大儒董仲舒的陵墓，位于今陜西省西安市南城墻和平門內(nèi)以西600米處馬道以北。唐代和明代修城，使這座陵墓保存于城內(nèi)，官吏軍民至此下馬，以示崇敬，故名“下馬陵”。可是后人因聲起意，稱這座陵墓為“蝦蟆陵”。唐人白居易的名作《琵琶行》中就有“自言本是京城女，家在蝦蟆陵下住”的詩句。重慶市酆都（今作“豐都”）縣城北隅有一座酆（豐）都山。相傳漢朝人陰長生、王方平曾先后在這座山上修煉成仙。后來當(dāng)?shù)厝嗽谏缴显O(shè)立“陰王廟”，奉祀這兩位仙人。廟名“陰王”就是兩位仙人之姓的合稱，其結(jié)構(gòu)當(dāng)與“李杜”“元白”“韓柳”等相類。但是民間把廟名“陰王”誤解成“陰間之王”，即“冥王”。于是，這座“陰王廟”就成了“閻羅天子祠”，酆都城便成了“陰曹地府”。誤會加附會，謬解復(fù)訛傳，于是關(guān)于“酆都鬼城”的一系列民間傳說便接踵出現(xiàn)并漸成系統(tǒng)了。江蘇某地有一座羽林將軍廟，老百姓搞不懂“羽林”，順口把它說成“雨淋廟”，于是這座廟就不蓋房頂，任憑雨水淋浸神像。山西有地名“丹朱嶺”，傳說丹朱是遠(yuǎn)古帝王堯的兒子，曾受封于此地。當(dāng)?shù)匕傩赵诘ぶ鞄X為丹朱祀神設(shè)廟，“鑿一豬形，以丹涂之”，就是塑造一頭抹成紅色的豬，擺設(shè)在神案上供人奉祀。“丹朱”變“紅豬”，這類因聲起意的笑話實在多不可數(shù)。現(xiàn)今的一些地名產(chǎn)生于對原名的諧音變形。葛洲壩位于湖北省宜昌市西北長江中的一座江心島。據(jù)說，這座小島上最早有兩戶居民，一家姓郭，一家姓鄒。小島當(dāng)初以兩戶居民的姓為名，叫“郭鄒”島，后寫成“葛洲”島，再后來，此地由于修建了葛洲壩大型水利工程而名揚天下。澳門古稱“蠔鏡”，稱其為“蠔”，是因澳門昔日灘涂多產(chǎn)蠔（牡蠣）；稱其為“鏡”，是因澳門昔日的三個海灣——北灣、南灣、西灣——環(huán)抱狀如半邊明鏡。由于澳門位于珠江口，故又稱為“蠔江”。后來當(dāng)?shù)匚娜擞X得這個“蠔”字太俗，不夠典雅，便易“蠔”為“濠”。于是，澳門便以“濠鏡”或“濠江”作為別稱了。著名華僑領(lǐng)袖陳嘉庚先生的家鄉(xiāng)——福建省廈門市集美村是馳名海外的勝地。此地景美、人美，名字也美——“集”眾“美”于一身。其實“集美”最初的地名是“盡尾”，意思是“大陸的末端”，其名突出了這個沿海漁村地理位置的特點。早期的集美是廈門市北部的一個小漁村，經(jīng)由高集海堤與廈門島相連。由于集美地處天馬山脈蜿蜒而下的七個小山丘的最尾端，當(dāng)?shù)厝朔Q之“盡尾”。另外，它又處在潯江的末端，在清朝時又稱為“潯尾”。抗戰(zhàn)時期其屬于“集美鄉(xiāng)集美社”，1953年改稱“集美鎮(zhèn)”。由于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倡導(dǎo)興學(xué)救國，在家鄉(xiāng)興學(xué)辦校，人們又稱之為“集美學(xué)村”。四川大學(xué)原有一所宿舍名叫“濤鄰村”，名取“與唐朝女詩人薛濤為鄰”之雅意。后來人們也許是嫌“濤鄰”兩字寫起來太繁雜，或是不愿為解說此名繞這么大的彎，干脆把它稱為“桃林村”。易“濤鄰”為“桃林”，雖與初衷相悖，但亦與學(xué)府培桃育李的宗旨相諧相生。在天津地名中，這類諧音轉(zhuǎn)意也不乏其例。如紅橋區(qū)歷史地名為“梁家嘴”，早年此地住著姓彥與姓和的兩家人，地稱“兩家村”；后因其地緊傍河灣，狀如嘴形，故改稱“兩家嘴”；最后定名為“梁家嘴”，系天津方言口語發(fā)音迅捷使然。另有“西湖村”原名“徐胡圈”，“吳家窯”原名“五家窯”，等等。朱千華先生在《二十四橋今何在？》一文中，提出了“揚州二十四橋極有可能是與之讀音相似的‘阿師橋’”的新觀點。他論證說：“在沈括列出的那些橋名目錄中，筆者發(fā)現(xiàn)二十四橋與阿師橋讀起來極其相似。杜牧將阿師橋變?yōu)槎臉驑O有可能，因為這樣有兩個好處：一者，可以符合詩歌對句時的字?jǐn)?shù)要求；二者，用二十四橋還可暗顯揚州作為水城橋多水美的特點。”（《中華讀書報》1999年8月25日）文中提到沈括所列的橋名，是指《夢溪筆談·補筆談》記載的揚州橋名。朱先生久寓揚州，對二十四橋橋名的這個考證，令人耳目一新，且符合地名諧音變異的特點，可備一說。地名音變有時還可以成為某個民間故事、民間傳說的起因。閩南沿海泉州南岸有一座古塔名叫“關(guān)鎖塔”，建造于南宋紹興年間，成為當(dāng)?shù)刂暮綐?biāo)；可是民間以諧音稱之為“姑嫂塔”。因聲起意的民俗思維模式，使人們圍繞這個塔名，創(chuàng)作出一個辛酸的僑鄉(xiāng)故事，代代相傳：泉州有姑嫂二人，相約每天各背一塊石頭登上海岸的小山，以遠(yuǎn)眺港外返航的舟船，盼望出洋的親人返鄉(xiāng)；然而，“過盡千帆皆不是，斜暉脈脈水悠悠”，日復(fù)一日，年復(fù)一年，親人沒有盼回，姑嫂日攜一石卻堆積成山。后來人們用這些石頭修建成一座高塔，命名為“姑嫂塔”。這個“姑嫂塔”的故事與廣為傳誦的“望夫石”的民間傳說屬于同一類型。江西省九江市鄱陽湖中有一座大孤山，附近江中有一座小孤山，兩山遙遙相望。民間稱之為“大姑”與“小姑”。小孤山對面江岸有澎浪磯，就是江邊的一座礁石小島。人們把這“澎浪”稱為“彭郎”，并把“小姑”和“彭郎”描述成一對恩愛夫妻。宋人蘇軾名詩《李思訓(xùn)畫長江絕島圖》中寫道：“峨峨兩煙鬟，曉鏡開新妝；舟中賈客莫漫狂，小姑前年嫁彭郎。”利用地名音變形成的民間故事作詩的結(jié)尾，使全詩充溢著幽默的情調(diào)，余音裊裊，讀來引人聯(lián)想。將粗俗的地名進(jìn)行諧音雅化，屬于地名規(guī)范化簡便易行的手段。首先看臺灣的三個地名“基隆”“御使里”“蟠桃里”，寓意古雅，誰會想到它們的原名是“雞籠”“牛屎崎”“番婆里”這樣鄙俗的地名？最為典型的諧音雅化，當(dāng)數(shù)把粗俗的北京舊胡同名改造為典雅的新地名之舉。這種變俗為雅的地名改造，確實是創(chuàng)造性的杰作。例如對于“狗尾巴胡同”“羊尾巴胡同”，有識之士就利用漢語諧音特點，把它們分別改為“高義伯胡同”“揚威胡同”。這種地名改造，由于充分發(fā)揮了漢語諧音造詞的優(yōu)勢，所以簡便易行。例如把“打劫胡同”改為“大吉胡同”，把“雞爪胡同”改為“吉兆胡同”，把“雞鴨胡同”改為“集雅胡同”，把“糞場胡同”改為“奮章胡同”，把“干魚胡同”改為“甘雨胡同”，把“驢市胡同”改為“禮士胡同”，把“蝎虎胡同”改為“協(xié)和胡同”，把“母豬胡同”改為“梅竹胡同”，把“灌腸胡同”改為“官場胡同”等。至于把“屎殼郎胡同、悶葫蘆胡同、東江米巷”分別改名為“時刻亮胡同、蒙福祿胡同、東交民巷”，也是地名諧音雅化改造成功的例證。（來源：《語言文字報》公眾號）
